小公园、弹子房、冰果室、猫王CD和收音机里联考放榜的唱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再现的不只是当年震惊社会的真实杀人事件，也重现了50年代台湾动荡时期的氛围。
张震饰演的小四，太早耗磨的纯真理想，太快早熟早逝的青春，一如暗夜里明灭的灯火，只剩对那个青春韶华的追忆与叹息。
大时代的小故事
电影拍的是杨德昌的少年时代的故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主角小四的原型是建国中学初中夜间部的退学生茅武。茅武在年杀了他交往一年多的女友刘敏，震撼了整个社会。杨德昌这时是建中日间部的学生，但早前他也读过夜间部，跟茅武是同级不同班的同学，两人又同样是在台湾出生，在儿童时期就因为战乱来台的外省新移民，这件事情对青少年时期的杨德昌必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杨德昌想要把对他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在这部片中说清楚，因此对每一个角色的背景都交代得很详细，不仅如此，所有片中的语言、当时的流行乐、家中布置等，每一个细节都看得出导演想要忠实呈现那个年代的一切。
但也因为这样，导致这部片长达四个小时，对一般的观众而言其实是很难接受的，再加上人物、语言的隔阂，情节安排和运镜手法的平实，都让不熟悉他的观众难以下咽。
（以下简称《牯岭街》）
杨德昌透过阴暗的电影色调，把当时被压抑的时代勾勒出来。
在那样的时代里，当时的长辈如何生活、如何教育下一代，和当时的年轻人帮派的势力斗争，杨导都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呈现在观众眼前。虽然说的是爱情故事，但却说进了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心里；虽然说的是小四和小明的故事，但却好像又是每个当时恋爱中青年的缩影。
久一点的学者，心中大概会有一些些《牯岭街》的回忆。
像舒国治笔下写的：“在静沉沉的午后，树荫下一张张支开的布棚，旧书及旧玩意儿毫无条理的散在架上、地上，任逛客站着蹲着，就着光协起脖子盯着、摸前翻后把玩着，就这么销其永昼。”
牯岭街两边的日式房舍大多被国民*接收为公家眷舍。这些房舍的院子墙外有成排的榕树，起初有6、7人在围墙外的人行道上摆起地摊，骑着脚踏车载着几箱书就铺在地上卖，后来摆摊者越来越多，架起了布棚和书架，逐渐发展到50到60家。
我无缘见到这样的实况，如今的牯岭街只剩下几间旧书店。也只能透过文字、老照片和杨导的电影去想象。
当然，最迷人的还是电影。
在杨德昌电影里，权贵子弟不是杀人的小四，而是更富有的小马。
而悲伤的是，「真实世界」所代表的小明，死前在牯岭街书摊前询问的脚踏车，主人是小马。当时小明的眼中，似乎露出了一丝温柔爱意，这才是残酷却也无奈的事实。
原本被判死刑的茅武，最后改判十年。出狱后，没有人知道茅武去了哪里。多年后，他是否曾坐在电影院里，回忆起自己的年少青春？
可以肯定的是，当年苦闷气氛下，并没有《ABrighterSummerDay》（猫王歌词，也是该片的英文片名），一些寂寞的少年稍微一冲动，便要付出代价。
时代在变化
“我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人，一种是不要脸的人。”
《牯岭街》片长四小时，看的确实有些辛苦，但那给了杨德昌导演足够篇幅去架构时代感与书写各个角色间的连动关系。
电影前半场多聚焦在小公园帮对抗二一七帮，两派人马原本壁垒分明，后因利益关系产生质变，小公园帮因内斗而信赖崩盘，权力平衡遭受破坏，冲突愈发激烈。
年轻世代逞凶斗很，成人世界更是如此。
电影迎来的第一个高潮是小公园帮老大Honey的死亡，Honey代表的是旧时代精神——道义、原则的死去，Honey死后，小四对身处的世界越来越感愤怒与不解。
何以替心爱女孩出头而不得不跑路的Honey会惨死车轮下？何以做恶多端的滑头在二一七帮的支持下慢慢坐大？何以做人讲求公平公正反而更容易陷入麻烦？
《牯岭街》开场始于一场「密谈」，没有露面的汪先生帮朋友桥关系，想把小四送进建中日间部，有背景有靠山才有机会，群体社会，「你帮我，我才能帮你」很简单的规矩，要想在新时代坐上一个好位置，就得抛弃些原则，没人跟你吃亏就是占便宜，吃亏就是吃亏，人吃人的社会，太认真就是傻瓜。
小四的父亲就是认真的傻瓜，弯不下腰讨好，儿子才会被学校记大过，事后还得自我安慰的说：“如果有人为了他没有犯的过错去道歉去讨好，那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深陷爱河的小四何尝不迷惘？
父亲在他第一次受冤被记过时还大声的教训学校训导说：“你们这样是非不分怎么教孩子？”
他要为孩子立一个好榜样，不要为自己没犯过的错低声下气。
可是经过了恐怖事件，好不容易被释放后的父亲，当小四第二次又要被记过时，却卑微地替孩子求情。而小四却看不惯老师说话的嘴脸，也对父亲的态度转变失望，他拿起球棒打碎了老师头上的电灯泡，似乎也想要替父亲争口气。尽管这个时候的小四已经有点「是非模糊」了，他偷过片场工友的手电筒、母亲的手表，他公然谈情，变得桀骜不驯，对他不屑的人满口脏话，于是才又被叫到了训导处。
小四也是认真的傻瓜，才会无法接受好友小马跟自己女友小明拍拖的事实，小四就是太认真才会看不明白他人的「圆滑」，圆滑不一定代表错误，它也可以是妥协与无奈。
就像小四父亲误以为二儿子偷走母亲手表而痛打儿子一顿，却不知手表其实是小四偷的，二儿子只是想帮弟弟一个忙，才去撞球间*球赢钱并赎回手表，父亲自以为的正义，只是片面的正义，一如小四憎恨小明移情别恋，憎恨她的随便。可是小四看不到小明和有着气喘病的母亲一次又一次投靠他人，吃尽苦头，尝遍人情冷暖，从此学会自我保护，她不是不想安定，而是对生活太没有安全感，苦过了才会怕，才会变成他人口中的“贱B”。
当小四把刀子刺向小明，他一次又一次吼着：“你不要脸，你没有出息！”
小四父亲惩罚二儿子时也说过相同的话，父子两人说着同样对白，一方面代表父子性格的相似，嫉恶如仇；一方面代表父子两人都因信仰的价值观不断受挫，长期累积压力，最终变成无法被制止的暴力（小四杀人的成因），一方面又像通过父子俩的生活的挫败，隐喻他们遭受的困境，从上一代蔓延到下一代再蔓延至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
杨德昌对小四充满同情，他指向这个世界充满了共犯，然而这些共犯同时也是时代下的悲歌，像山东这样的眷村少年也许极坏，也或许只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存在。
若看待小明的一切就更明显了，寡妇孤女、寄人篱下，造就了小明的早熟。清秀纯真的外表下，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只为了好好的活下去。
此刻的爱情恐怕是他唯一的希望与救赎，于是他在吵杂的*乐队练习声中大声的对着小明说：“你不要怕，我会保护你。”
即使在最后一刻，他仍对小明说：“你所有的事我都知道，可是我都不在乎啊！因为我知道，只有我能帮你。我是你现在唯一的希望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还是忘不了Honey。因为现在，我就是Honey。”
杨德昌很细腻的诠释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好孩子，眼前的世界如何浑沌了起来，从明亮走向幽暗不明。
论小四的可悲与可恶
小四其实是当时时代下的悲情产物。
民国三十八年*府迁台。当时北部从艋舺地区开始有许多流氓份子，男盗女娼兴起，小四初次接触这样的人物，也经历了流血的杀人事件，渐渐地他心底的那份黑暗逐渐扩散，加上年少轻狂的莽撞，促使他犯下杀人血案。
当时的他甚至还不知道爱与恨的差别。
因为社会充斥着不安定感，人心亦得不着安定。
如同小四二姐所说的“你不要感到孤单，我一直在关心你，不要再怀疑我！”
这句话是当时多少人心中的呐喊。许多人在大时代、大环境底下仍旧孤单、仍旧无助。因为失去认同、失去归属，人总是选择去建构属于自己的世界。为了在这社会中立足往往就是壮大自己的势力，来获得自身的满足。
民国三十八年许多人随着国民*府一同迁到台湾这块土地。《牯岭街》就是从迁台后的11年，民国四十九年开始。当时城乡差距大，北部聚集许多流氓分子，为着在这块土地上有立足之地，达到某种成就而集结成团体、帮派。这样的文化也自然而然地带到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影片中小四的这一代。
小四今日拿起刀来杀人，内里激发起的疯狂其实比手中所做的疯狂大得多。
可惜人们只会看见他失控之下所犯下的罪刑，而轻易忽视掉他内心的发展。愤怒、羞辱、挫败、压力…种种痛苦，不一而足，他所认知的一切都是假的，他所渴望的总是不断失去。
这种压力对于一个国中生来说，是难以排解的。很多事情他哑口无言，无所适从，人们所给予他的外在压力促使他为之疯狂。我们与其说他杀了人，不如说众人使他杀了人。
每个人都可能是这件事情的元凶。
小四的成长背景十分简单。父亲跟随着国民*府来台，个性温文儒雅，在公家机关做事，收入相当稳定。一家七口，小四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小妹。排行老四的他正值国中时期，就读建国中学夜间部。
起初他偷了片场管理员的手电筒，这个象征着梦想和盼望的符号，从此跟着他。尔后被迫掉进了黑道（二一七帮）的漩涡里。而杀伤力最大的，莫过于爱情给他的挫败感了。
他对小明的感情从一开始抗拒，到后面的占有，促使他想拥有这个女孩到一种病态的程度。
小明这样的女孩象征着社会上不得不使用一些女性优势来保全和生存的女性角色。同时和五个男人发生情愫，这就是她生存的伎俩。只要她拥有越多战利品和靠山，她就越有安全感和自信。
她收集了男人追求的眼神，她掳获了男人奉献的真心，但她没有真正要给出她的心，而小四最傻的就在这里。他以王子英雄姿态，天真认为他能够改变这样的她，两人进入童话般的爱情故事。但他彻底错了，愤怒之下，他拿起刀往小明一抱，他发泄了对她的爱与恨，滚滚红血从他们俩之间溢出。
对小明的爱也到达了沸腾，火一熄灭，她却没有醒来。
小四从此进了监狱，而15年后，他会变成社会上什么样的人呢？他被这世界创造成什么样子了呢？没有人会知道。
小明因为种种纷乱、情绪层层压迫着他，蒙蔽其双眼，乃至于犯下杀人事件。
这件事情是悲情的、同时也是可恶的。
小四的可悲来自于社会中的不安定和人际关系中尔虞我诈的混乱，使他成为杀人凶手，从此走上歧路；
而小明的可恶是他因此而选择了杀人，而不是逃离纷扰、努力向上。即便他的家人们一再的规劝他，并替他收拾残局、忍受辱骂，铺一条好路给他走，他仍然选择那条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歧路。
最后，杨德昌导演很厉害的将所有人性在看不清的外表之下用行为来表明这一切。
小明是复杂的，小四也是复杂的。
即使外表是多么乖巧、单纯，没有人想像的到他们之间发生这样复杂的情愫。
而整部片也是同样步调。镜头很坦荡荡的拍摄、演员很直觉的演出，剪辑更是不漏心机的直线叙述。当我们看完整篇电影故事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故事里的人物特质和情节，多么深刻又复杂的内容，让你贴进小四的生活和校园以及他最真诚的内心世界。感受当下时代背景的人们，压力与欲望的交织、无奈与盼望的撞击，产生美丽的矛盾，至于批判之类的，各看人心吧。
艺术表达手法的淋漓体现
《牯岭街》的剧本由小观大，缜密出色、美术陈设用心考究、摄影与剪接等技术面皆执行出色。演员部分：张震、小猫王启赞、金燕玲、张国柱、谭志刚、林鸿铭等人，各有银幕魅力。
或许是导演对当时台湾社会的观察——**对立、阶级暴力、正义的失能等，杨德昌导演的作品，恶无法被轻易批判。善也无法被轻易赞许，对与错的中间，总是有很多复杂的成因，唯有加以疏理，才能看见身处期间的人的残酷与暴力，或者悲哀与无奈。
所以在这里，浅谈《牯岭街》片中的具有神采的巧妙。
一是「灯光」。
电影开场未久，小四从电影片厂偷了一支手电筒，他总是带着手电筒趴趴走，手电筒的光线可以映照出很多东西，好的，坏的，真实的，隐匿的事物，手电筒忽明忽灭的灯火象征小四眼中看出去的世界，是非善恶看不真切，小四偷走手电筒，代表他开始探索世界。
当他对身处的世界不再抱有希望时，小四先用球棒砸碎训导处的灯泡，而后又将手电筒遗留在片厂，暗示小四心中的希望已经熄灭，余下的就是绝对的黑。而黑暗在电影里，代表的是恐惧、不安与暴力，一如二一七帮派遭到袭击与屠杀的夜晚、一如小四父亲在半夜惊醒，慌张的表示家里被小偷侵入、一如小四拿着匕首刺杀小明等。
小小的台北城南，却承载着大大的中国南方的道统。
那代表了和光明相对立的黑暗，这样的光明和黑色的对立意象，一直贯穿了整部电影的象征和构图，成为杨德昌在构思整部电影色调、灯光的灵感。
非常久之后，电影完成了，我在看到电影最终版本后，顿时明白那只张震手中的手电筒，是怎样成为电影的真正主角。
二是「阶级」的体现。
阶级有多种样貌，团体的阶级、成绩的阶级、经济的阶级、社会地位的阶级等，我很喜欢《牯岭街》里的小马一角，他总是蛮不在乎一派潇洒，总是说不要为了女友伤害兄弟感情，小马对生活之所以能看的开，因为他无忧无虑，只要报出父亲名号，白道黑道都得让他三分。
这样的人能够轻易取得所有想要的事物，也就不懂得珍惜的意义，哀伤的是，当小四因凶杀案被捕入狱后，小马又痛哭的说：「他是我唯一的朋友」。
原来拥有高人一等社会位阶的他，最欠缺的竟然是最单纯而不带利益关系的友谊。
这同样也是现实生活中赤裸裸的讽刺。
我或许庆幸一些，生在比杨导晚的年代，见证了戒严到解严的变化，除了想像，也多少能缅怀。带着一点点怀旧与苦涩的心情，看着电影中的制服与发型、日式房舍里少年母亲桌上的明星花露水，还有对旧书店的想像与记忆。
或许当年我也学到了一点点世故，却又不至于迷途。
也想起那一年喜欢的人，有一点点像小四：外省、好听的名字、好看的样子。小时候所理解的世界如此表面，但也就是一个集体压缩出来的时代记忆。
所以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绝对是一部不能错过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