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原标题：三孩来了
高歌田进
张漾出生于年，是标准的独生子女，家里的《独生子女证》可以证明。《独生子女证》全称《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是大部分生于80、90年代人的共同记忆。
年12月28日，《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定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启动，《独生子女证》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不再新发。
5月30日，张漾与高中同学聚会，一桌9个人中有6个人是已婚状态，他们来自家乡最好的高中，几乎全数毕业于北京的“”高校，只身在北京打拼：先是一份工作，最好能够解决户口；再是一个稳定的伴侣；最后是一处不大不小、不远不近的能够被称作是家的住所。工作5年，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全部达成这些目标仍是奢求。而在人口统计的框架中，90后的独生子女们早已是“生育主力”。
“你什么时候打算要孩子？”这个问题被反复被抛出，又被再三避开，答案烫嘴，却昭然若揭。
《小舍得》至少两次被提起，这一前段时间热播、具有无差别“致郁”功能的电视剧，为张漾和他的同学们不愿直面生育问题提供了佐证，即便这部电视剧的初衷是为家长和孩子双重松绑，其中的父母最终放弃过度的校外补习，决定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三孩”政策来了。
张漾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统计数据显示，年全年出生人口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当时已为年该数据存在以来最低。年全年出生人口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再创新低。全年出生人口万人，人口出生率降至8.50‰。
过去十年，生育政策调整对促进生育取得了一定成效。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少儿人口数量和比重上升。从生育孩次看，-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年的30%左右上升到年的50%左右。此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40%，由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因素，全国多出生“二孩”多万。
6月3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从国家政策角度看，目前生育调整是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框架下进行的，如此一来，就自然而然地会使个体联想到，生育政策的调整是不是为了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和避免人口负增长。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的积极意义在于消除普通人生活的障碍，使每一个人在决定生育数量和安排生育间隔之时，尽可能地没有后顾之忧。
“如果下一代不如我”
张漾不是没有认真想过要孩子这件事。28岁，获得了北京户口，结婚刚满一年，在北京即将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相比他的同学，张漾的潜在生育条件要优越得多。限制在于他和妻子的工作几乎都是“朝九晚没准”，而每个月将近两万块的月供也让他们不敢将生孩子的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
“我还没有信心能够给他/她提供一个足够好的生活环境。”张漾说，尤其是看到很多几乎是被“生在终点的孩子”后，张漾已经开始为他的孩子有可能感受到的“同辈压力”而捏一把汗。
张漾说他一直相信一句话，“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从小家庭的代际发展上，他的“使命”似乎是来到北京，扎根于此，他不能确认这样的物理迁移是否算作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跃迁，尽管他还没有停止“向上流动”的努力，还没有触碰到职业的天花板，但他不能接受“我的下一代还不如我。”
他并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27岁的嘉越，年从英国研究生毕业后回国进入了一家位于广州的上市公司工作，她也直言“可能不会接受将来的孩子比我还差。”
嘉越的同事正在为孩子幼升小准备PPT简历，嘉越瞟了一眼，大为震撼：读过本书，有一张机器人大赛一等奖的证书，学科类特长数独、英语，艺术类学钢琴、国画，体育类擅长滑雪、跆拳道、滑板，不胜枚举。“他还不到7岁啊，你有钱培养孩子吗？现在随便一个班都要很多钱，”可嘉越自己都“月月光”。
相比张漾和嘉越，在替下一代焦虑之前，是否已经实现自我价值更为困扰吴达。他觉得大家对成功的定义太“oldschool”了。吴达在北京有一套不大的小产权房，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每天花在通勤的时间超过2小时，工作将近5年。
“孩子输赢在起跑线这种观点未免太过老派，如果我的孩子可以在很早的时候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能为此在今后的时间里不断追求，不断打磨，我觉得他/她就是成功的，有的人一辈子顺风顺水，起点很高，但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啥、想干啥，我觉得这种状态才是最惨的。”但吴达的生育意愿仍不强，因为他“自己都还没活明白。”
预判与调整
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下降，史毅说在做调研的时候也是提前预判到的，通过举一系列简单的数字就可看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年针对全国生育状况做过一个抽样调查，选取了3万多个家庭，在对他们进行调研的时候，一个明显的特点浮现而出：中国家庭的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1.8，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6，而最终实际的生育子女数则在1.3—1.4。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判指标，”史毅说，从生育分析的角度来说，理想子女数就是天花板，是一个最高值，前提是避孕方法以及各类服务方便可及。再看意愿生育子女数，一般会在最高值上打20%—30%的折扣，转化为实际行动时还会再降低20%—30%。
其中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结婚和生育年龄的推迟、不婚、不孕不育以及人工流产率或性疾病传播率的提升等，加之代际之间有关生育理念的变化，都是让折扣不断被扩大的原因。
史毅也参与分析过处于生育旺盛期的群体，即年龄落在20—29岁区间内的群体，他们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1.7。“这意味着当他们成为生育的主力之时，他们生孩子的数量会进一步降低。”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曾在年和年，受原国家卫计委委托，带领课题组分别对“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做研究。从去年起，王广州受相关部门委托就已开始了对三孩放开的课题研究。
6月2日，王广州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回过头来看，当年二孩逐步放开，是寄希望于政策能对冲一孩下降的趋势。如果没有逐步放开二孩政策，这几年出生人口肯定在万以下，甚至整体上可能出现人口负增长。从二孩政策实施效果来看，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否则中国老龄化的速度会更快。我们不仅担心老龄化的负面影响，而且更担心过快老龄化严重后果。一孩其实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若没有一孩，何谈二孩三孩，因此二孩三孩增长的空间很有限。
王广州认为，目前已经进入超低生育时期。“很多人不认可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低生育率陷阱其实是一种机制。纠结总和生育率到底在1.6还是1.5以下才算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没有意义。只要朝着生育率不断降低的方向走，总和生育率达到某个低水平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样的前提下，史毅认为，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