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光、阴影、腮红……在镜头前，班锐一步一步展示着变美的过程。看似是网红博主的熟悉操作，但不同的是，她的妆容灵感来自敦煌壁画。这位敦煌研究院“90后”讲解员正用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讲述着古老壁画中的绘画技法，让因疫情不宜出行的人们也能通过网络领略敦煌之美。
时尚的敦煌已不鲜见。从方寸屏幕到舞台艺术，从沙漠之边到江海之远，遥远的敦煌变得可亲可近，在新时代扮演起了新的角色。
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陈斌摄
“活起来”的敦煌不一样的面孔
跟着班锐的脚步走进莫高窟，惊喜连连：壁画中的儿童和蜡笔小新穿着相似，壁画中的菩萨居然穿着吊带衫……疫情发生后，她想用更活泼的方法在网上讲解莫高窟。
班锐正在化“敦煌仿妆”。受访者供图
化妆镜、美妆工具、闪烁的背景灯，在临时搭建的“直播间”里，班锐化好了“敦煌仿妆”。镜头一转，她进入莫高窟第窟，讲解起多年前的壁画。“在敦煌早期洞窟中，流行的绘画技法是起源于古印度的凹凸晕染法。”班锐说，古代画工会先用线条勾勒人物轮廓，再分部分逐层晕染，以色彩浓淡呈现立体感。画工使用白色颜料在眼皮、鼻梁等处描摹，就像化妆的高光效果。
年9月20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马强在临摹壁画。新华社记者马希平摄
化妆是引子，讲述敦煌故事才是关键。这样的节目形式博得众多点赞。“现在人们常常模仿欧美妆、日韩妆。但在敦煌可以看到，很多流行元素都源自古人。”班锐说。
在普通人眼里，敦煌因其厚重、遥远而自带神秘色彩，让人望而生畏。近年来，敦煌文化不断“活起来”，“人设”悄然改变。
在舞台上，人们穿上取材于壁画中的服饰，古韵悠悠，似从画中来。在音乐会上，壁画中的古乐器“复活”，古曲新创成为流行音乐。在手机的方寸屏幕中，敦煌成为游戏元素，获得年轻人的青睐。社交媒体上，厚重的敦煌文化被研磨成轻量级的新媒体产品，受到互联网用户的喜爱。孩子们也穿上取材于敦煌壁画的仿唐代半臂襦裙，走进“莫高学堂”，去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
“绝色敦煌之夜”演出上复原的敦煌服饰（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张玉洁摄
一面是古老的敦煌文化矿藏，一面是满足时代需求的多元文化产品，好创意、新技术成为连接两者的桥梁。
“敦煌文化要传承，关键要融入生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联系。”甘肃鸿文敦煌艺术研修中心主任范泉对此深有体会。
“敦煌岁时节令”是敦煌研究院近年来推出的一个文化传播品牌。《芒种：和风吹过漫山碧》《夏至：紫阳红云夏意浓》……每逢二十四节气和一些重要节日，敦煌文化就以充满诗意的清新模样呈现在人们面前。
敦煌岁时节令。敦煌研究院供图
“如夏至时，选择壁画文献中与夏日印象相关的内容，再通过设计将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结合，给忙碌的人们以心灵的慰藉。”敦煌研究院新媒体中心副主任杜鹃说。
疫情防控期间，敦煌研究院加强了网上宣介，推出了《一眼千年云游莫高》等十余场直播，单场浏览量最高达到多万次。“云游敦煌”小程序、网络“云展览”及“云讲国宝”视频等也取得良好效果。
中国古代的“全球化”
从千年石窟到丰富的“潮”产品，敦煌文化不间断地孕育出新生命。这座“母体”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神奇密码？
莫高窟的营造始于一道霞光。公元年，一位名叫乐尊的和尚行走在敦煌三危山，突见对面山崖霞光万丈，莫高窟第一个洞窟就此打开。此后多年，莫高窟的营造活动不绝。
莫高窟人在清理洞窟（资料照片）。敦煌研究院供图
而将敦煌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下，它的价值才真正展现出来。汉武帝为经营西域，“列四郡、据两关”，敦煌郡便是其一。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的大通道自此开通。到了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北、中、南三条路“总凑敦煌”，敦煌成为“咽喉之地”。
莫高窟人在凿冰取水（资料照片）。敦煌研究院供图
地理上的贯通带来商贸、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交融，敦煌莫高窟成为多元文明荟萃之地。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等多种宗教在敦煌并存，汉族、匈奴、鲜卑、回鹘、吐蕃、波斯、粟特等多民族多地区的人们共同在这里生活。
莫高窟人在收割（资料照片）。敦煌研究院供图
莫高窟是集建筑、雕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体。走进这座历史长廊，在不经意间就能采撷到遥远国度的花朵。
莫高窟第窟建于北凉，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之一。洞窟中，一尊身高达3.4米、交脚而坐的菩萨，与中亚犍陀罗地区（今天阿富汗、巴基斯坦）有密切联系。
犍陀罗位于古代印度北部。公元前4世纪前后，亚历山大东征占领了这一地区，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公元前2世纪，印度阿育王扩张占领了这一地区，犍陀罗艺术开始呈现出印度与希腊艺术结合的特点。
受希腊雕塑的影响，犍陀罗风格的雕像大多身形健壮、衣服厚重。交脚菩萨和思维菩萨是常见形态。在第窟的雕塑中，菩萨体魄强健、神情平和，衣服褶皱用贴泥条和阴刻表现。
“敦煌艺术是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马强说，从来自印度阿旃陀地区的中心塔柱窟的建筑形制，到源自波斯的火焰纹、连珠纹，还有与阿富汗一带如出一辙的平棋藻井，无不展现敦煌的兼收并蓄。
体现多元文化交融的莫高窟第窟双飞天。敦煌研究院供图
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超过5万件文献，则以文字形式记录下了古代敦煌的生动样貌。除了汉文文献外，这里还有古藏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于阗文、叙利亚文、吐火罗文等众多文献。在莫高窟北区考古中，甚至还发现了景教（基督教）的十字架、回鹘文木活字等珍贵文物。
“敦煌自古就是民族活动的大舞台，也是中外交往的枢纽，敦煌文化是各民族共同贡献的。”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说。
莫高窟第窟羽人与飞廉。敦煌研究院供图
有意思的是，尽管外来文化有百般形态，但敦煌就像一个巨大的塑形之手，广泛吸收并将其与中原文化融合，最终呈现出了具有敦煌特色的文化艺术样式。人们一看便知：这，就是敦煌！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以敦煌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数千年生生不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断与外来文化交流，吸收优长、为我所用。“唐朝大有‘胡气’，却没有被‘胡化’，这和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密不可分。传承敦煌文化，同样要不忘本来、接受外来、面向未来。”
几代守护人此生不悔入沙海
明朝嘉靖年间，嘉峪关闭关，敦煌随之被荒废余年。20世纪初，飘摇晚清，外国探险家轮番来到敦煌，大量藏经洞文物流失海外。
从满目疮痍到世界文化遗产的典范，从“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到世界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70多年间，敦煌的命运发生巨大转折。这背后是一代代人的执着接力——在美好的青春年华，他们偏偏走向了艰险道路。
年早春，寒风凛冽，一辆破旧的破敞篷卡车从兰州开向敦煌。不到40岁的常书鸿身裹羊皮大衣、头戴老农毡帽蜷缩着，就像是“没有生命的货物”。
此前，他是风度翩翩的留法油画家、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塞纳河畔的一本《敦煌图录》，将他牵引到了这里。
年7月14日，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正在进行文物研究工作。新华社记者刘庆瑞摄
洞窟坍塌、流沙倾泻，可当绚烂的中国色彩飞入常书鸿的眼帘，他彻底成了一位“敦煌痴人”。纵然风沙肆虐、食物短缺、妻子离去，他初心不悔。
“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它（莫高窟）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他效力的人！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不能走！再严酷的折磨也要坚持干下去。”他在自传里这样写道。
年10月27日，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左）正指导工作人员进行彩绘图案临摹。新华社记者郝常耕摄
在常书鸿的全力招募下，一批批有识之士告别优渥、投身大漠，保护、研究、弘扬的格局开始搭建。
四川青年段文杰后来成为莫高窟的第二代“掌门人”。他“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是临摹敦煌壁画最多、临摹水平最高的艺术家之一。
敦煌研究院首任接待部主任马竞驰记得，一个11月的早晨，他去段文杰的房间，见他一口气吃了6个大大的香水梨，目瞪口呆。“梨解渴又顶饿，上洞窟不喝水，不下来上厕所，可以一口气待到太阳偏西。”段文杰说。
年4月4日，图为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左三）向年轻大学生介绍敦煌石窟壁画艺术。新华社记者张生贵摄
上世纪80年代，流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段文杰深感重任在肩，便带头搞学术。《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等成果涌现，终于让中国人在敦煌学的研究上扬眉吐气。他还广纳人才，力推敦煌事业的国际化。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敦煌石窟需要我，我就到敦煌工作。”年，长于上海、从小吃西餐的樊锦诗从北大毕业后直奔敦煌。生活依旧清苦，晚上睡着睡着会有老鼠掉到土炕上。她甚至一个人进产房，数十年与家人分居。可她却说：“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80岁了，还能为敦煌做事，无怨无悔！”
这是“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樊锦诗。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她的坚毅、甚至强硬，避免了莫高窟被“打包上市”的命运，千年石窟拥有了法律的“护身符”。在她的推动下，终将消失的莫高窟正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容颜永驻”。
第四任院长王旭东是个“理工男”。初到莫高窟时，他对壁画艺术一无所知。莫高窟四下寂静，像极了他出生的小山村，他一下子被打动了。
当以李最雄、王旭东等为代表的文物保护专家运用理科思维介入后，文物保护迅速呈现出了新的变化：保护更讲求精准，也更注重背后机理的探寻。包括石窟大环境、洞窟微环境等在内的实时监测系统，让莫高窟处在可控范围内，“抢救性保护”逐步向“预防性保护”发展。
年8月14日，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在敦煌与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致辞。新华社记者肖正强摄
自称“不懂艺术”的王旭东加快了敦煌开放的脚步：古老的敦煌文化以更多形态“飞入寻常百姓家”，敦煌研究院先进的文保理念技术开始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丝路文化结晶成为沟通民心的桥梁……
接力棒到赵声良这里，就是第五棒了。怀着“敦煌学也应该中国人来做”的想法，这位来自彩云之南的青年走向了大漠戈壁。
年9月26日，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前左）和老专家施娉婷交谈。新华社记者马希平摄
他见证了初创的《敦煌研究》逐步成为国际知名敦煌学刊物的历程。起初，编辑出版要在相隔公里的三地进行，火车无座，他蜷在座椅下就是一夜。匿名评审、不收版面费等限制性要求，历练出了一本得到学术界认可的刊物。
回顾敦煌事业的发展，赵声良说，根本在一个“人”字。卓越前辈奠基、大家